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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科大少年班探秘——从29年坚守看中国超常教育

光明日报:科大少年班探秘——从29年坚守看中国超常教育

光明日报:科大少年班探秘——从29年坚守看中国超常教育

 “嘀嘀嘀……”“嘀嘀嘀……”

    2006年11月初开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宋平老师案头的电话就响个不停。所有电话都指向一个内容:询问少年班招生情况。

    科大2007年少年班招生工作启动的信息在网上公布后,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各国都有人打电话询问。

    几乎同时,华中某报一条消息更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回访华科大五百“神童”一半人悔恨读少年班》!

    少年班又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

    少年班办学成败曾是一个持续不衰的争议焦点。近年来,社会上对少年班的非议更多,国内12所大学少年班相继停办的事实似乎更给这些非议增加了佐证。

    中国科大少年班成了硕果仅存的唯一。

    神童出家:少年班引发存留之争

    没想到,记者采访少年班在读学生的请求被校方婉拒,理由是,媒体对少年班的过分关注会影响少年班学生的成长,学校规定不让媒体正面接触少年班学生,以保证他们有一个健康宁静的学习环境。

    社会上关于少年班办学失败有这么多非议,科大是什么态度?

    “说失败的依据在哪里?”科大宣传部长蒋家平反问道。

    譬如说宁铂、谢彦波、干政……

    “比方说,一棵树与一片森林,不少媒体总喜欢拿这几棵'树’来说事儿,顾不上去看整片森林。”蒋家平说:“科大少年班创办29年,共招收学生1176人,已毕业991人,85%的学生考上国内外研究生,1/3获得博士学位,在国内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做到正教授的已近百人。这样的数据,能说明少年班办学失败吗?”

    然而,社会上一些人并不这么看。少年班承载着公众太多的希冀,凝聚着国人太多的期盼,希翼愈大,失望也可能愈深。

    2005年夏,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当年在全国大红大紫的神童宁铂,了断尘缘,遁入空门,出家当了和尚。而另两位神童——谢彦波和干政,据某媒体报道,一个“自我封闭”,一个“有心理问题”。这几位当年无人不知的神童的人生轨迹再度诱发了社会上关于少年班办学成败之争。

    有人质问:少年班应是“未来科学家的发源地”、“科技精英的摇篮”,少年班不产生出几个华罗庚、苏步青乃至爱因斯坦,不诞生几个菲尔茨奖、诺贝尔奖得主,那还叫少年班?那还办什么少年班!

    有人指责:少年班是“神童集中营”!

    有人批评:少年班违背成长规律,是在摧残人才,适得其反!

    甚至有全国政协委员连续几年提案:呼吁停办少年班!

    “中国13亿人,连个少年班这样的探索都容纳不了吗?”原少年班班主任宋光天教授如此问道。“就像培养运动员,谁能保证所有运动员都能得冠军?”

    “对少年班,既不要捧杀,也不要棒杀。”原科大教务处长向守平教授说:“媒体应理性客观,不要炒作。少年心智不成熟,经不住被捧上天;少年班也不该棒杀,29年的办学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而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则认为,现在谈论少年班的成败为时尚早。

    持续不断的争议,截然不同的评价,少年班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少年班诞生:中国超常教育率开先河

    1977年,中国教育值得载入史册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恢复高考。

    这一年,中国教育界发生一起轰动事件:13岁的江西男孩宁铂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录取的年龄最小的学生。

    宁铂是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写信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社科院院长方毅推荐的江西赣州八中高二学生。经中国科大考核,宁铂被破格录取。

    13岁的少年成为大学生,这一消息马上轰动全国,众多媒体的追逐报道使宁铂成为英雄,受到青少年的顶礼膜拜。

    宁铂引发了全国性的神童热,全国各地一封封举荐信飞向中科院,飞向中国科大,11岁的谢彦波,12岁的梁中杰,13岁的李剑芒,一批神童被相继发现。

    中国科大决定成立少年班,对这些早慧少年进行超常教育。

    超常教育也称英才教育,天才教育,这是一种对天资优异的学生所进行的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继开展了超常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超常教育在各国勃兴。据有关资料记载,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成立“天才儿童教育局”,有100多所大学对天才学生进行专门培养;英国成立“天才儿童国家协会”;法、德、日、澳等40多个国家也都开始发展超常教育。

    据记载,早慧儿童在世界上并不罕见,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10岁上格拉斯哥大学;苏联物理学家道郎14岁上大学;美国的赛德兹1年读完小学,11岁进入哈佛大学;控制论创始人维纳14岁大学毕业。

    1974年,毛爷爷和周恩来接见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李政道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建议:理科人才也可以像文艺、体育那样从小培养。这一建议得到毛爷爷和周恩来的赞同。

    1977年高考恢复,这为超常教育提供了可能。

    中国科大提出关于创办少年班的设想很快得到中科院的批准。随之,科大选派教师带着考卷去各地招考优秀少年,根据面试成绩录取。

    首期少年班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代,以千万分之一甚至亿分之一的比例,遴选出21位从11岁到16岁的早慧少年。

    当13岁的宁铂和方毅下围棋的照片、脖子上挂着红领巾的11岁大学生谢彦波踩着凳子在黑板上演算数学题的照片在媒体上出现时,全国再次轰动了。

    宁铂、谢彦波等成为神童,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铺天盖地的宣传把这些早慧的少年捧上了天。

    然而正是这些过分的过度的宣传给宁铂等人的幼小心灵造成巨大的压力,为他们的成长埋下了祸根。

    “那是宁铂、谢彦波的时代。”宁铂的一位学友如今这样评说。

    1977年春季招生的21位少年大学生经半年预科学习,和67位78级秋季招生的少年大学生合并编成一个班,88名少年班学生开始接受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常教育实践。

    就这样,中国教育史上的创新之举——中国第一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少年班诞生了,中国超常教育的荒漠上长出了第一胚嫩绿。

    伟人关注:超常教育掀起热潮

    从少年班诞生之日起,一代伟人的一双慧眼一直关注着中国高等教育的这棵幼苗,他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对中国教育以及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异乎寻常:恢复高考,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开启科学春天的大门,乃至于提出计算机以及理工科人才要从娃娃抓起等,都是他的战略性构想。

    彼时正百废待兴,在日理万机中,邓小平已注意到了科大少年班这颗幼苗,并且力倡少年班应该办,应多办。

    1983年12月28日,邓小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谈到App人才的培养问题时,杨振宁说,搞App的15至18岁时培养最有利。邓小平马上脱口而出:“科大少年班可以搞!”

    1982年9月,47名少年班学生提前报考研究生,其中38人被录取。78级陈永聪参加赴美物理学研究生考试,获全国第二名。

    这再度引发社会对少年班的如潮好评。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时兴奋地说:“少年班很见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几个大学都应该办少年班,不知办了没有。至少北大、清华、交大、复旦应办一点少年班。”

    伟人的“办一点”很快蔓延成汪洋的一片:1985年,全国又有12所大学办起了少年班。

    至此,中国超常教育已蔚为壮观,少年班的创办不但在全国反响强烈,还在国际上引起高度关注,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等大师纷纷到科大看望少年班学生,中科院、教育部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外的科学巨子、政要也纷纷前来探望或参观。

    1985年,科大在总结和吸取少年班办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又仿照少年班模式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即零零班,把普通大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和少年班放在一起统一管理,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使之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至此,少年班培养模式基本稳定下来,开始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少年班学生太幸运了,当他们走进科大校园时,他们发现这里鲜有雄伟的大楼,但有名声远播的大师。

    这就够了——“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当时的科大校长严济慈、副校长钱临照等都是名声显赫的大科学家。

    中国超常教育的序幕是被这些大师拉开的。

    少年班的幸运在于,一入校园,科大就采用全新的育人机制来培养他们。

    育人机制:招生、培养、管理三模式

    “模式决定成败。”11月9日,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少年班的成功得益于一套逐渐完善的育人机制,这套机制由招生、培养、管理3个模式组成。

    如今,每年报考科大少年班的学生有三四千人,录取40多人。其招生模式是:学生先在当地报名,经审核通过,参加高考,上分数线后,科大再集中考生笔试、面试和心理测试后再录取。

    原少年班班主任肖臣国教授说,现在的一整套招生办法是不断改正的结果。一开始是经当地推荐,科大派老师带考卷去考生所在地招考;后来是考生先在当地参加高考,科大再派老师到考生所在地进行复试;1986年后一律改成请学生来学校集中复试,费用学校负担。

    朱清时说,近年实行的高校自主招生的一整套做法,其实少年班一直在实行,但少年班更彻底。少年班考生只要过重点线就可以录取,这样也减轻了学生应试的压力。少年班学生录取时,平时成绩占很大比例,这种录取方式全国还没有。

    少年班育人机制的核心是培养模式:宽口径通才教育培养模式。

    少年班管委会主任陈卿教授说,宽口径培养模式是将学生在校学习分为基础学习和专业学习两个阶段。学生入学后先不分专业,用2年时间打基础,等到学生的数理化以及计算机等基础夯实,对学科及专业有了了解,再根据自己的志趣在全校范围内自主选择专业。

    这样的选择很有好处。朱清时说,两年的基础训练使学生清楚自己在专业上的爱好和长处,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长处选专业,学生完全凭兴趣学习,因此就学得好。而让学生凭兴趣选择专业,这正是中国高校改革的方向。

    “学导制”:学校邀请院士、资深教授和杰出青年学者担任“少年班学生引导教师”(即学导),引导学生进行专业选择和学习。每个学导负责引导3-8名学生,对他们选择课程、制定学习计划提供建设性意见,帮助他们了解各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和选择合适的科研课题。

    大学生研究计划:这是该校从麻省理工学院引入的经验,让本科生在本科阶段就进到研究所,跟研究人员一起工作,每年工作一两个月,使学生能领悟创新性劳动的实质,增加科研的兴趣。大学生研究计划选择研究单位的范围已从校内扩大到中科院的一些院所。据悉,近年来少年班高年级学生90%以上直接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973项目、中科院常识创新工程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在管理模式上,学校专门成立少年班管委会,配备责任心强的教师担任班主任,精心照料心智高但生活自理能力弱的学生。

    招生模式尽可能避免了不合格学生入选,培养模式使学生的聪明才智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而管理模式则保证这些早慧少年能健康成长。在科大这个宽松的环境里,少年班的学生健康、茁壮地成长着。

    99级少年班学生李超,修完数学和物理两个专业的全部必修课程,本科只要190学分即可毕业,而他却修了307学分,高年级开始参加数学和物理两个方向的研究工作,毕业论文是数学方面的,同时参加物理的科研项目,发表SCI论文7篇,毕业后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

    2001级一位少年班学生,由于自控能力不足,大二开始沉迷于电子游戏,一学年不及格学分达11学分,后经过管委会老师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端正了学习态度,重新发奋学习,不仅补齐了所有不及格课程,而且按时毕业,获得了免试保研的资格。

    “少年班的宽口径通才教育培养模式是全国首创,直至今天也是办得最好的。它探索出一个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相结合,专业教育与全面素质教育协调发展的培养模式。”朱清时说,“少年班无论是招生模式、培养模式还是管理模式都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借鉴。宽口径通才培养模式先在科大推广,后为全国重点高校效仿。在浙大的竺可桢学院、北大的元培班等身上都能找到少年班办学模式的影子。”

    硕果累累:少年英才遍布天下

    2006年6月19日,国际弦理论大会在北京开幕。这是一次国际顶尖的大会,世界数学界物理界顶尖的学者和科学巨子齐集北京,包括世界物理学界的“双子星座”——“轮椅上的爱因斯坦”霍金,“活着的牛顿”、诺贝尔奖获得者格罗斯以及斯图明格、瓦法、威腾等世界顶级科学家。大会由著名数学家丘成桐主持。

    就在这个盛会上,年仅22岁的哈佛博士后尹希在大会上作40分钟报告,格罗斯、威腾、尹希导师安迪·斯多明戈、丘成桐等都在台下听他演讲。

    尹希便是少年班的学生。

    谈起尹希,宋平脸上满是兴奋之色。1996年,12岁的尹希从北京考入科大少年班时,宋平担任班主任。“尹希个性活泼,各科成绩均衡,而且喜欢音乐、体育。”她说。

    其实,尹希只是宋平骄傲的一分子。

    与尹希相仿,78级的张亚勤13岁考入少年班,如今他已是MicroSoft全球副总裁,他是世界数字影像、视频及多媒体通信和因特网方面的顶级专家。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就成为美国IEEE院士,他也是有史以来IEEE最年轻的科学家。他还曾获1998年美国唯一的“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成为获该奖的首位华人。为此,美国总统专门给他发了贺信。

    如今少年班的学生遍布全球。2005年7月初,78级少年班学生从美国、从加拿大、从欧洲乃至从全球许多国家赶回母校聚会。据悉,少年班毕业生至少有1/3在国外的大学、研究所以及企业里工作。自然,他们都具有相当的成就。

    科大提供的资料显示,在少年班已毕业的900多学生中,有85%以上的学生毕业当年就考取国内外研究生,有300多人获得博士学位,近百人成为教授、研究员,还有不少人在科技创新型企业承担重任。少年班学生中才华出众、卓有成就的有:获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的卢征天,被誉为“纳米博士”的秦禄昌,世界上第一位认知学博士张家杰,获“李光耀顶尖科研奖”的谢旻,获美国“天才奖”的哈佛大学正教授庄小威,英国伯明翰大学计算机学院首席教授姚新,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学首席教授王力军,清华紫光集团总裁郭元林以及众多的著名教授、学者、金融巨头等。

    科大开列的长长的名单上显示的他们的身份无不昭示科大少年班学员取得的卓著成就。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科大少年班办学是成功的。

    然而社会对少年班的质疑、责难之声仍不绝于耳。

    成败得失:社会应该宽容对待

    对少年班成败之争,朱清时认为要以统计的方法来说明。据了解,少年班每年至多有一二个“问题学生”因自控力差、贪玩、学业跟不上、品行不端或心理问题被劝退学,这些现象在普通大学班级里同样存在,甚至更严重,不独少年班特有。

    “不能用个别否定整体。”原科大教务处长向守平教授说。

    然而社会对少年班的希望目标是大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仅仅是教授、专家、博士,这样的成就离大众的希望值差距太远。

    一位少年班老校友对此的看法是,如果按照现在的一般标准,拿社会上和企业里的地位来说,1978级少年班的同学绝大多数都能算是成功者,那么这个班级也就算成功。可是如果按照少年班成立时的标准,以培养科学家为目的,那么这个班就不能说成功了。这些人里继续从事科学的人不是很多,不少人都放弃了原来的专业。

    一位教育工编辑认为,其实说穿了,社会上一些人对少年班的非议和指责,都是因为少年班学生只成为教授、博士或某个领域的专家,却没有成为大科学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可人们有什么理由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对科学对教育对人才的最高希望全部寄托在一个少年班身上?凭什么整个国家半个多世纪都没能实现的获得诺贝尔奖的希望就非得由少年班来实现?

    在所有非议中,宁铂无疑是一个焦点。这位曾被捧上天的昔日神童,出家后被无情地摔向地面。在大众的眼中,出家成为他人生失败的证明,成为少年班的耻辱,于是谴责的矛头直指少年班:是这种培养模式害了他!如果当年他不入少年班,他就不会有今天的结局!

    宁铂的今天是少年班培养的结果吗?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宁铂的同学秦禄昌这样说。

    宁铂自己也承认,他是时代需要的产物。的确,时代需要他去唤醒人们敬重常识敬重教育的意识,需要他去激起了一个民族对常识和教育的仰望,需要他成为教育上的“普罗米修斯”,用自己的生命点燃中国超常教育之火。但他自己的需要却被忽略,被轻视,被置之不理,乃至于他不得不用出家来逃避现实。

    宁铂的苦恼,宁铂的结局,媒体也需要反思。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宁铂走到今天这一步,媒体该负什么责任?”有人激愤地质问。

    一位老资讯工编辑说,宁铂13岁考入科大少年班后便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媒体对他的过度热情和夸大的宣传给他蒙上了神奇而又神秘的色彩,他被宣传成神童、天才,他成为明星,一举一动都被置于大众的视线里。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过度的荣耀和希望使他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他无法面对失败。他曾3次报考研究生,都因为担心失败而半途而废,这使他在人生之途上失去了许多机会。

    朱清时说:“过去媒体对少年班过分关注,报道连篇累牍,甚至经常进入少年班进行采访。在外界超乎寻常的关注下,不少学生精神压力巨大、成绩下滑,以至于舆论开始质疑少年班。现在大家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学习几乎不再受干扰。”

    蒋家平指出,媒体在追求轰动效应的同时,能否更加理性一些?

    然而宁铂在中国教育史上所起的作用巨大,他功不可没!

    记者在科大采访时曾打听宁铂的去向,有人说在云南,有人说在湖南,有人说在山西五台山,也有人说在杭州灵隐寺。有一个消息似乎比较可信:在中国佛学界,宁铂已经小有成就,近年曾多次受邀到一些寺院讲授佛学,他因在佛学的建树而被称为“高僧”。

    成名后一直非常渴望做个“普通人”的宁铂,如今不知能否如愿?清灯照壁、晨钟暮鼓能消弭尘世带给他的烦恼吗?不普通的宁铂能否因此普通起来?

    对宁铂的出家,朱清时的观点别开生面:“尽管大家一般而言对宁铂出家感到惋惜,但这不能说明他就不成材。佛教学问是中国传统学问中博大精深的部分,李叔同不出家,中国就不会有弘一大师,中国传统学问就会有缺憾。谁能料到宁铂不会成为中国第二个弘一大师呢?”

    在看待少年班成败问题上,经常可以听到一个词:社会宽容度。

    朱清时认为,大家的社会需要宽容。中国这么大,要允许少数人做与众不同的事。大家需要教育上学问上的多样性,这对国家和民族很重要。少年班是中国高等教育多样性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少年班的探索,对探索中出现的失误,社会应宽容一些。

    清华紫光集团副总裁、首届少年班学生郭元林认为,不能把平均发展和整体成才作为少年班的培养思路。少年班需要宽容,这是一个民族和社会创新精神所必需的环境。

    全国十多所大学的少年班都停办了,只有科大坚持着。科大少年班办学已29年。硕果仅存的科大少年班能坚持下来,殊为难得。29年的办学经历风风雨雨,然而这道中国教育界的风景亮丽依然,无论外界肯定或是否定,赞赏或是贬抑,事实向人们昭示,作为一种探索,少年班是值得肯定的,其成果不容抹杀。正如朱清时说的,“少年班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锋”,其探索不仅有益于中国的超常教育,有益于大众化时代仍然需要的精英教育,乃至于对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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